博通經學 廉讓齊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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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大儒焦循曾寫給他的同鄉、阮元之從弟阮亨這樣一副對聯——書讀秦漢以上，家在廉讓之間。上聯講治學要專注經學，下聯講治家要做到廉讓，其中既滿含期許，也是焦循的夫子自道。焦循學問精深博大，阮元稱其“于學無所不通”“于經無所不治”。請隨我們走進揚州邗江的焦氏文化大院，一起領略這位讀書人的治學治家風范。
循理而行 好學深思
從揚州城出發，驅車半個多小時，拐進黃玨老街曲曲折折的巷子，前面豁然開朗處，即為焦氏文化大院。
院子不大，青磚黛瓦，南面一間房中布設展板詳細介紹焦循家風家訓，北邊三間房中以簡單陳設復原焦循生活場景。最令人驚嘆的，是陳列在書柜中的《焦循全集》，厚厚十八大本，計六百多萬字。這是他一生的心血。
敬意油然而生，疑惑也相伴而來。究竟是什么樣的動力，才會讓這個常年生活在偏僻鄉村的讀書人，數十年如一日在學問的海洋中矻矻不懈并終于結出累累碩果？
其原因，從焦循表字“理堂”中或可窺見一斑。
焦循自小就表現出“讀書種子”的聰慧和執著，其家鄉揚州邗江至今還流傳著他8歲“‘馮夷’二字讀得對、阮翁賞識定佳婿”的故事。“阮翁”指的是阮元的族伯父阮承勛，焦循與阮元交往甚密，都是清代揚州學派的代表人物。
和大多數讀書人一樣，焦循早年也熱衷功名，但好事多磨，直到39歲才考中舉人，40歲進京趕考，出場后信心滿滿，結果還是榜上無名。失意之下，這年冬天，他匆匆返回揚州，二十多年求取功名不得，他深刻認識到自己“文章未解趨風氣”，同時也發出“期頤山上鯉，富貴水中苴”的長嘆，富貴與長壽均不可期，與其執著于功名，不如回歸家庭、侍奉母親，順從本性、讀書求學。
這個重大決定，是他放棄名利追求真我的醒悟，也是“循理”而為的自覺，最終促成了他讀書治學的不凡成就。
揚州焦氏以《易》學傳家，而《易》尤重“理”，強調“物無妄然，必由其理”“易簡，而天下之理得矣”，即要按照事物的規律做人做事。受《易》影響，無論是法家的管子、本于黃老而雜以刑名的鹖冠子、儒家集大成者荀子等，都認同“循理”這個命題，到了東漢，《釋名》直接解釋道——“順，循也，循其理也”。
焦循的名和字，小而言之是被寄予了生活順順當當的美好愿望，大而言之則是肩負了家族寄望他鉆研《易》學、光大門楣的深切期盼。
回到揚州數年后，焦循用參加纂修《揚州府志》得來的酬金，在黃玨鎮興建了一座結構簡陋、四面置窗的二層小樓，名為雕菰樓（今已不存），從此“讀書著書恒在樓”，謝絕應酬，足不入城。
焦循讀書，貴在執理。在他眼里，讀書沒有捷徑，其“理”就是好學深思。他一生著述甚多，經、史、歷、算、聲韻、訓詁、醫學、戲曲無所不涉、無所不精。別人以為他聰穎異常，他卻常說：“吾生平最得力于‘好學深思、心知其意’八字。”弟弟焦徵也說他求知一刻不停，“學有輟時，思無輟時也。食時、衣時、寢時、行路時、櫛沐時、便溺時，凡不能學時，皆當即所學而思之。”
嘉慶二十二年（1817），焦循足疾“連月必發，每發痛徹骨”，兼之右臂痙攣加劇，深感命數將終。與死神賽跑的兩年多里，他焚膏繼晷，唯恐志有懈弛，每天睡得很晚，上床后還在思考某處應查某書，起床后對照檢查，憑借頑強的毅力繼續從事著述與研究，期間完成了《孟子正義》草稿三十卷約七十萬言。
學以致用 化行邑里
“理”“里”同音，焦循晚號里堂老人，也以里堂為字。
里字從田從土，本義指鄉村居所，引申為里弄巷弄、鄉里鄉親。以里堂為號，說明這個土生土長的邗江黃玨人，關愛民生，關注邑里。
距離雕菰樓不遠的北湖，夏末秋初，觸目俱是湖蕩，舉步即迎清風，豐茂水草間，時有飛鳥嬉戲，自在往來。這個畫境一般的濕地，近年來經當地政府修復，已成為揚州北郊重要的生態人文空間。北湖從歷史走進當下，最主要的依據，就是焦循的《北湖小志》。
古今大學者，不僅關注世間的大問題，也常常留心身邊的人事物。焦循就是這樣一位學者，他注重收集整理地方文史資料。他的《北湖小志》記述了明末清初，北湖本身的情況和周圍百里的古跡、忠孝節義人物的事跡等，詳略得當，生動充實。阮元對此感嘆：“使各郡縣數十里中，皆有一人載筆以志其事，則郡縣之志不勞而成矣。”
除了《北湖小志》，他還著有《邗記》六卷、《揚州足征錄》二十七卷等；參與編纂嘉慶版《揚州府志》，承擔了其中《山川》《忠義》《孝友》《篤行》《隱逸》《老釋》《術藝》等七部分內容。這些帶著溫度的文字，為我們今天更深入地了解揚州、邗江、北湖提供了詳實的歷史資料。
戲曲是當時鄉村喜聞樂見的娛樂活動，也是傳播儒家忠孝仁義價值觀的重要方式。當時二、八月間，黃玨及附近村莊人家辦大事、喜事，習慣請人唱戲，農人、漁家歡聚其間，訪親會友，聽戲賞劇，好不熱鬧。
這些戲主要以京腔、秦腔、弋陽腔、梆子腔、羅羅腔、二簧調等地方聲腔劇種為主，統稱“亂彈”，又稱“花部”。焦循喜歡看戲，“每攜老婦、幼孫，乘駕小舟，沿湖觀閱”。他評價這些地方戲“其事多忠、孝、節、義，足以動人；其詞直質，雖婦孺亦能解；其音慷慨，血氣為之動蕩”，一言以蔽之，其中充滿了鄉里的善良、直白和質樸。
焦循獨具慧眼，認為“花部”并不遜于當時在士大夫和鹽商中流行的“雅部”（即昆山腔），“彼謂花部不及昆腔者，鄙夫之見也”。他的《劇說》一書，輯錄漢唐以來近二百部書籍中論曲、論劇之語，而他撰寫的《花部農譚》專門考評花部劇目，為“花部”正名。
焦循評論民間戲曲時提出的“一代有一代之所勝”的文藝觀，直接影響了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。遺風流韻，如今當地還堅持舉辦戲劇節，在“里”上做文章，將地方戲名角名家請到鄉里表演，深受群眾歡迎。
除了地方史、地方戲，焦循也很關注地方事。黃玨遠離揚州城，景色優美、生活安寧，“四月湖村澤草肥，桔槔聲里鷺鷥飛，日長犬臥柴門靜，馌婦攜筐柳外歸”，頗類世外桃源。不過，一旦遇災，百姓生活難以為繼。黃玨一帶東、西分別鄰近邵伯湖和北湖，汛期水災尤其頻繁，焦循深以為患。
嘉慶十年（1805）四月，他向地方主政者建議要對黃河、淮河系統施治，“必使數千里之形勢括諸一心，數千里治水之成法深悉而貫通之”。次年五六月間，淮河泛濫，上游水紛紛傾入北湖，北湖下游堤壩卻遲遲未開，百姓處于危險之中。時任甘泉縣令在當時北湖一帶“東北風烈”“浪高數尺”的情況下，既沒有現場指揮抗洪，也沒有采取積極應對措施以保障百姓生命財產安全。救災無門的焦循，悲痛難忍，憤然寫下《上河水災記》，記錄水災肆虐中的民生慘象，更對地方官不以民生為念提出批評。作為經學大家，他對黃玨這塊土地始終念茲在茲。
治生為要 廉讓為本
家學往往與家風共同傳承。揚州焦氏家風重讀書、厚德行。焦循父親焦蔥曾說：“吾家世世以忠厚退讓為法。”乾隆五十年（1785），焦蔥病重，因擔心日后子孫逼人還債或欠他人債不還而陷入無盡紛爭，去世前還清自己的欠債，又將多年來他人欠自己的“數千金”欠條、憑據全部燒掉。
焦家本來殷實，甚至可說是富有，但到了二十多歲焦循主持家業時，父母相繼病逝，加以連年災荒，僅剩下田產數十畝，還遭人所騙被低價典賣，生活日見窘迫。焦循此后不得不外出當幕僚、訓蒙徒，“以供一家口食”。
富而轉貧，焦循感觸良深。后來，他撰寫《里堂家訓》，第一句就是“儒者以治生為要”，強調要經營生計，使生活有基本的保證。如何治生，焦循認為有兩個途徑，一是“曰勤，曰儉，曰量入以為出”，他強調家庭花費要精打細算，考慮一年的日常家用、家庭大事、人情往來和疾病兇荒，不能逞一時之快而以“鮮衣美履夸耀于人”；二是“子弟必使之有業，士、農、工、商四者皆可為”，也就是要有固定工作和穩定的收入來源，至于工作種類則不必太過計較，讀書、種田、做手工藝、經商等均無不可，決不能閑而無事，否則就會坐吃山空或者惹是生非。這樣的治生觀，實際上強調無論是否為儒，居家都要務實。
有感于此，他將父親教誨自己的“退讓”改為“廉讓”。人生天地間，對于一些人和事，只能有原則謙讓，不能無原則退讓；對于財物，寧可直中取，不可曲中求。焦循知行合一，將自己主張的忠厚廉讓落到實處，會試落第后，他以游幕、教書供養家庭，從不因達官貴人的厚愛而貪圖意外之財，或謀求一官半職。
“家之不幸，莫如不肯教子弟。教子弟讀書，不可不專，不可不嚴。”《里堂家訓》反復強調，一定要想方設法讓子弟接受教育、專心讀書。焦循對當時出現的一些關于讀書求學的錯誤認識和做法很反感，稱為“五可恨”：借口資質愚拙，不能讀書，一可恨也；淺嘗輒止，不能窮究經史，二可恨也；稍有長進就到處炫耀，三可恨也；參加府縣考試偶有成績，就自詡為名士，四可恨也；巴結權貴求官，“不顧生計，不實力讀書”，五可恨也。
《里堂家訓》還有很大一部分講如何治學，如循序漸進、夯實根本、貴在創新、主治經學、態度謙遜等，都是焦循的經驗之談和肺腑之言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里堂家訓》除了講自己甘苦，還說他人興衰，不少篇幅是從歷代典籍中輯錄的家教經驗，或寥寥數語，或詳加論述，字里行間，真情實感，諄諄教導，語重心長。今天再讀《里堂家訓》，我們仍能感受到在被窮困與病痛纏繞的一生中，焦循持之以恒治學治家的精神力量。
為了紀念焦循，也為了更好地挖掘其家風家訓的歷史價值，助力新時代家風建設，揚州市邗江區將焦循嫡系子孫在方巷鎮黃玨社區雕菰南街上的住所，改造為焦氏文化大院，成為揚州家風家訓教育的重要陣地，自開放以來，慕名而來者絡繹不絕。
焦循將畢生精力用于治學與治家，其刻苦的精神、巨大的成就令人動容。雖不能至，心向往之。走出焦氏文化大院，讓我們回味更多的，是一個普通人怎樣才能成為一個有追求的人、一個值得敬重的人、一個不忘初心的人。
